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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一个勺子》:被驱赶到后现代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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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勺子》是带有狂欢性质的,它在当下以轻松和娱乐为主要基调的商业电影市场里以另外一种极端娱乐的姿态折射了现实——娱乐它的主人公。主人公拉条子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疯狂姿态出演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傻子的故事。他们是那些在现代社会中无处安身的群体,思想和价值观依旧停留在现代化以前的时代,紧紧抓住那些现在已经抛却的和永远不愿失去的愿景,在以钱为表征的经济浪潮的冲刷下,被无情地驱赶到了后现代,成为了那个透过破碎的红色遮阳帽看世界的傻子。


影片在一开头就把拉条子放置在了广场高音喇叭的声场之下,声音作为一种压倒性的超越昏暗的画面的异端元素,入侵了主人公的世界,铁丝网背后就是整个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它和声音一起,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而自己儿子被判入狱,要靠四处给人借钱给儿子通融减刑的拉条子夫妇无疑就是被时代的飞速进程抛下的那部分群体。他们存在于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在经济潮流的冲刷下抱紧传统的的价值观念,把伦理仁义放到生活的最前端,比起钱来更相信人。这种状态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复古”,包裹在混沌、快速疾驰的资本漩涡中。


与此相反,不论是开着汽车的大头哥,还是上门骗钱的骗子,甚至包括瓜子店老板娘,小卖店的男老板,则都是跟随了现代化的那部分群体。他们提倡理性判断,揶揄拉条子捡了个傻子回家,以自己的职业乃至行骗行为践行着现代化的经济合理性。影片对金枝子去小卖店买酒,拉条子找大头哥要钱的场景不厌其烦地重复展现,则都是对现代社会经济交换体系的冷嘲热讽。


儿子要减刑需要通融“五万元”,“傻子都被拉去挖煤或者要钱”,“人没了你要把卖傻子的钱交出来”,凡此种种,无不在指向商品中心主义下的“人的意义被折算为经济价值”的现代观念,傻子成为商品,人的信仰被割裂拍散成单纯物质的虚伪欲望,金钱成为唯一的标杆。而拉条子夫妇所信仰的“人”反而成为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对象。上门的骗子们在黑夜中看不清面貌、带着口罩、头盔,虽然有些形式化得过了头,但也是直接在形态的层面上消隐了作为人的意义。而拉条子的四次从大头哥的车上下来,在后视镜中远去的身影则具有了对照意义。前三次的下车是大头哥赶拉条子下车,第四次是拉条子自己下车。三次的“驱赶”和一次的“自愿”形成了对照:拉条子作为不适应与现代价值观的那部分人,被现代化驱赶到了非智的后现代,前现代的正常人被异化成“傻子”,存活在一切皆不合理的后现代空间中。


陈建斌以一种狂欢的闹剧讲述了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狂欢的双重性:以拉条子为代表的人群眼中现代社会的狂欢姿态与我们眼中傻子行为形成对照。同时导演一方面批判着现代化社会对人的异化,一方面又将我们引入对这种狂欢的异化仪式带有愉悦的观赏中,在这一点上,一个勺子具有了二律背反的性质,它批判现代社会的强权力和暴力手段,同时又好像认为这黑色的血腥瞬间带有某种魔力,并把这种魔力展现给我们看。这或许不仅是导演的无能为力,也是使之观众产生成就感和负罪感的地方,我们观看傻子的狂欢,同时也身处这制造傻子的制度中如鱼得水。这种狂欢既是电影人物的,也是身为观众的我们的。


闵思嘉:90后主流文艺软妹一枚,颜值声线迷人,电影资料馆2014级电影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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