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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一不远了!台大佬公开提三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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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政坛虽然喧嚣,但依然有数根定海神针。岛内“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老先生就是一位。这是他2014年的一个访谈。习近平与马英九跨越海峡迎来66年两岸领导人的首度握手,再听胡佛之言,可感台湾岛上中华心声犹在。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胡佛,近日接受采访,论述两岸关系。

胡佛,年83岁。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苏扬州,1949年赴台。台大法律系毕业,美国爱摩瑞大学政治学硕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61年起任教于台大政治系,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胡院士先治宪法学,对中华民国宪法、美国宪法判例法、司法行为学着力甚深;后专攻政治行为学,对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以及政治体系变迁,发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架构,并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推动经验性政治行为研究,为台湾政治变迁及大规模“跨国性政治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学术成果深受国际推崇。此外,胡院士还参与创办《思与言》杂志及澄社,推动台湾学术界人文精神与治学规范的提升,并着有数百篇政论散见于各大报章杂志,为维护自由与人权、落实民主宪政、促进两岸统一大声疾呼。其傥论经常有违于台湾当局及社会一般泛论,然随时间而益显其先见之明。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

胡院士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择善固执又恬淡自守;近年尤忧心于两岸关系发展之瓶颈。特将其深刻的思虑以专访形式刊出,以飨读者。本文由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推荐。

国家与自由人权并不互斥

问:在统独问题上,台湾许多人或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或抨击大陆鼓吹国家主义(大陆称为爱国主义),质疑两岸何以不能分开来和平共处;但面对大陆的复兴,又越来越焦虑。中国要统一,有无理论上必然的理由?

福建厦门“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

胡佛院士答:海内外不少讲自由人权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是邪恶的;各国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样强调国家主义,会引起国际冲突。港人上街反对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基于此。这个误解不解决,对统一来讲就始终有个结。

一个政治体系可分三个层次: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在最根本层次上思考,先了解国家的本质,然后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为什么要统一。

首先必须了解:国家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国家是人的集合体、人们生命的共同体。人由父母所生,组成家庭来相互照顾、延续生命,人类天生就是群体的动物;然后由家庭发展为家族、村落、氏族、种族、国家。人群组成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实践生命的价值。换言之,国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谓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

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丰足的生活,即中国人说的“丰衣足食”;这是生理上、物质上、经济上的根本,否则生命无法维持。

第二是平安的生活,这是能够进一步让福气更多、预测未来生活亦可丰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国人说“平安是福”。

第三是亲和的生活,亦即中国人常说的“亲爱精诚”;互相友爱,才能精诚共处。

第四是尊严的生活;感觉自己有价值、受重视,才能有尊严。

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够实践我们的潜能、抱负、兴趣的生活,所谓“志业有成”。\

以上五者综言之,就是“富强康乐”。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图为胜利日阅兵中亮相的洲际导弹。

然而要达到上述的美好生活与生命价值,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人群必须互相接纳、彼此认同,愿意共同经营这个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这就要在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国家道德观;所以说:国家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

一方面,人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互动,自然会培养出共同的认同,认为彼此都是其中一份子,于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生命价值的发扬,并进一步认为这么做有价值、合乎道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另一方面,这个共同体也会反过来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员不离不弃,承诺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国家有难,成员亦有责任献身去除国难;此时若撒手离开,则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而国家的道德观,其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的凝聚与统合。

道德既是一种要求,国家既然有道德性,自会产生国家主义,将“小我”的互爱,扩大发展为对“大我”的国家共爱,也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即是“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核心道德。在这个道德基础上,我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所以美国肯尼迪总统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传统中国天下观之下的中国人,像顾炎武则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问:您的意思是,国家主义不可能消灭,我们也不应反对?

答:国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国家主义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体生活基础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质疑其是非;“国家主义”的本质,实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价值。反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萎谢论”则甚为空洞,不可能实现。

正因为“国家主义”的道德与亲和生活的需要相合,并不是一种虚空的观念,所以我们常看到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本质上,这是无法消灭的。尤其一旦内乱外患危及国家生存时,爱国主义就会兴起,牺牲一点平常属于个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现,因为维护国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们生命价值的问题。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对国家不应持功利观点

西方观念中,早期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个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对于国家的看法转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约论”,主张“自然状态”是永无宁日的弱肉强食,人们为了终止此一状态,遂共订契约组成国家来统治这个社会整体;国家被视为完全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而存在,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国家视为“不那么坏、也没那么好、但总比没有好”,还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会契约分为两重,第一重是组成国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于是国家与政府已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研究政治体制的分析架构、以及前述大我自由与小我自由的区分,就较接近此种观点。

抗战胜利日阅兵中的老兵方阵

但我认为,人们对国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没有道德承诺,人类的生命价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如果我们抱持功利观点而接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西瓜偎大边,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统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会被剥夺,人民变成亡国奴,仅能拥有一点点被施舍的自由,于是尊严的生活也被剥夺。在这样功利的观点下,道德是非荡然无存,社会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消灭了民族与国家的大自由,仅施舍民众既不平等,更欠所谓小自由的待遇,可叹一些搞台湾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特别不能看大,失去了国家主义的道德观。

国家认同是道德问题

问:那么,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什么特点?对统独观念有何影响?

答: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但是国家并非单纯由个人堆栈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随着时间不断融合、互相调整而组合。

中国的信史起码有3500年或更久,其间族群组合慢慢扩大。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族关系,说“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连交朋友也要经过拜把,才是至交。中国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观念,认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个族群,并对不同族群称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爱的基础,即是中国人组成国家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结成邦联、联邦等的形式。而这也使得“中国”与“中华民族”在概念上重叠,直到清朝仍随时间不断发展。譬如我就有满人血统,但我对此就毫无特殊感觉,只觉自己是中国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国家融合的第二个因素,是“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有很长的历史,颠颠簸簸,留给我们很深的记忆、很多道德观念,所以中国人很珍惜历史经验,对历史有感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历史记忆,对国家的感情、对国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损了。

国家融合的第三个因素是空间。人群随着时间而扩大生活互动空间,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园我们赖以为生,使我们对乡土自然怀有感情,即使是穷山恶水也爱。诗词歌赋里都有怀乡之作,可见一斑。

对这片土地我们爱的深沉。图为利比亚撤侨归来的中国工人。

人、历史、地缘,三者都让我们产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后,就是道德。三者加起来,使我们对国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强,让我们不想离开这群人、这段历史、这块乡土国家;这些都构成国家主义的内涵——并非如幼稚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就是战争、扩张。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远、地广、人众的国家(估不论还有其他成就),内部自然发展了相当高度的认同。而这些对人、对历史、对领土的感情,也变成了道德的一部份。所以我们常说“领土是神圣的”,不可丢失;说民众是我们的“同胞”;说历史是我们不应遗忘的记忆,要站在正确的立场。

以上了解了,再来谈台湾,就比较好谈了。

台湾大多数人本是移民来台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就是同胞。有些台湾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感觉与这些人之间有了严重的认同与文化隔阂、道德是非的冲突,而中国认同越高者,越感到这是有道德问题的汉奸。史明(注:台独团体“独立台湾会”创始人)《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史视为与中国历史分离,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台湾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彼此互动并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

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应从中国历史本位的道德观出发,“灭人国、去人史”的日本当然是作恶的侵略者,《马关条约》割台当然是不能原谅的暴力胁迫结果,日本对台统治当然是不道德的占据。

空间上,中国人当然把台湾视作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对台湾宝岛、包括台湾所有的动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认台湾的人、血缘、文化或环境空间为中国的一部分,就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触犯了中国人历史的道德观;台湾去跟美日联手,对整体中国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道德上背叛了中国,还因帮了美日而妨害了整体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台湾永远是中华儿女心中的宝岛

问: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

答: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的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乱。我们老说大陆没有自由,但是台湾的自由何在?

日本殖民时期对台湾人的思想侵蚀非常严重

现在大陆在大自由的层次比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层次则常有争议。即使在西方国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争议的。实际在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内乱、外患或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民众常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国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牺牲某些小我的利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在二次大战时,英美等国也是如此。个人小我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必须考虑到他人自由及国家安危,而有所调整,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自由,往往变成放纵而妨害到旁人,变成民粹,使政府没办法做事。

当务之急就是促统

问:综上所言,统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凭经济、利害关系,无法促统吗?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做?

【今天,为悲壮惨烈的上甘岭战役转发!】上甘岭,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甜美歌声和战士们分吃苹果的感人故事。1952年的今天,这场惨烈的战役打响:方圆3.7平方公里之地,双方先后投入十万兵力,43个昼夜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19.7万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上甘岭战役”了,现在世界上有名望的权威军事院校没有一家不把它做为战例写进教材的,这场战役惨烈空前。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和保密了半个世纪数字。

这场战役原本双方都以为是一场小规模的攻防战,中方为守方,美方为攻方。谁知结果演变成了一场人肉大战,历时43天,双方伤亡40600人!

策划这次进攻行动的是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具体执行的是美第八集团军范佛里特。他们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计划伤亡人数为250人。

上甘岭美军某部指挥部

为什么双方都把战役规模看得那么小?

因为上甘岭虽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只有597.9和537.7两个高地,守方最多只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因此,美方计划的伤亡人数200多人也就合情合理。这在朝鲜战争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双方都在战前犯了不小的错误!因为在战役开始前几天双方都有投敌的叛徒,向对方泄露了军事情报。可惜的是两方的指挥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不然乃至整个朝鲜战争的局面也许就因此而改变。

这次战役前,志愿军方面的投敌者有数十人,为首者是38军340团的突击队干部谷中蛟,他向敌方透露“上甘岭”已由新来的全部苏式装备的第15军44师换防的消息范佛里特根本不相信,还是认为是被打残了的38军114师部队。

整个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550人,攻方伤亡1900人

敌方的叛逃者是韩二师的上尉参谋李结球,他报告了美方将大举进攻上甘岭五圣山的机密,可是情报被忽略了!以至于战役一开始美方不了解中国人的防务态势,而中方不能够判断美国人将从哪里进攻!在世界战争史上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结果,这场战役完全打成了双方为了争“脸面”为了争“一口气”而演变的“绞肉机”式血腥战场。

且看赫尔辛基军事学院披露的资料:开战的第一天,即1952年10月14日这天,美方投入了7个步兵营,18个炮兵营,200架次飞机,投航空炸弹600枚,发射炮弹30万发。

中方应战的是15军的两个连另加一个排,打掉子弹40余万发,近万枚手雷,打坏了10挺机关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损坏武器占两个连队的80%以上。537.7高地失守。

本文来自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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