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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挑战:传统金融并非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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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睿潼 香港创投人专会联合创始人和董事总经理

自2009年开始,P2P网贷平台以倍数滋生萌芽。据报道,今、明两年,几个规模比较大和背景比较强的新兴金融企业将相继上市集资,其中包括平安保险的陆金所,争取成为第一个互联网金融登陆A股市场的91金融,联想的翼龙贷,人人贷,有利网,积木盒子,拍拍贷,红岭创投和点融网。除了上市新贵外,另有阿里的蚂蚁金服和王健林的万达金融集团两大巨头加入战场。

细看名单,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拥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后盾的陆金所外,其余的竞争者均是原生类、商业类或是互联网出身的,属于外行一族。

虽然,数据显示余额宝规模约4000亿元,中国居民贮蓄存款约43万亿元,比率不足1%,传统金融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暂时并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和根本性的动摇。但是,在大量 “鲶鱼” 跃动的情况下,作为 “沙丁鱼” 的传统金融,远离静观其变的安逸时光越来越远。

没有人质疑互联网对商业和民生的实际应用价值,可是,不少人误以为 “互联网+” 的加号代表附加物。什么是附加物?举个例子,在故宫午门前建立一个21世纪前卫格调的大型雕塑,与整个建筑群不融合,对宏观视觉布局起不了什么美观或其他作用。

这个比喻,与传统银行利用线上直销银行作为金融创新策略的情况相近。直销银行的存在,确实改变了银行客户到柜台购买产品的行为方式,但是,由于大多数银行的直销银行不独立,没有专门组织或结构负责,直销银行只是银行互联网渠道的延伸,却没有真正发展成为网络银行,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归根究底,他们没有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审视整体布局、战略和定位,因此效果不到位,于人畏首畏尾的感觉。

传统金融自我创新的成功案例:独家访问渣打银行

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在有效地转型之余,又能保持自我个性?让我们看看一个亚洲区案例,主角是渣打银行,一所拥有超过150年历史的国际银行集团。

自2014年6月起,渣打银行韩国分行推出一项名为 “Retail Workbench” 计划。通过平板银行(Tablet banking)技术模式,将银行体验带到零售银行客户身边,所有开户程序、信用卡申请、贷款申请等繁复、费时、纸质性的零售银行工序实行全面性(前线和后勤)数码化。

在全国4G LTE通讯结构和银行专属的安全网络的支撑下,平板电脑+专责员工摇身成为一个流动网点。今年,此计划将逐步推广至私人财富管理、基金买卖、外汇交易等客户群。同时,从韩国输出技术,顺序登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共和国、尼日利亚和肯雅,最终目标是全球银行网络。

结果如何?目前,整体计划的投资回报率约42%。实体网点的地域限制、高成本和运营重担等弊病大大减少,规模效应实现最大化,节省的资源可投放在高增值产品和服务上。

另外,职员的工作模式完全改变——数码化文书处理大幅缩短行政时间,开户程序由15-20分钟降至5-7分钟,从而腾空更多时间让职员向客户提供个人化咨询和销售服务,有利于开拓新客源和挖深现有客户的收入源。据统计,计划出台后,单一网点每月平均营业额升32%,职员每日平均营业额升24%。再者,优化的数码化客户信息,配合大数据技术,银行可以更精准地评估信用风险,从而定出与风险水平更接近的利率价格,更有效地作出前瞻性的客户需求预测,设计更贴身的定制产品和服务。

在独家访问中,计划负责人、兼数字银行部亚洲区主管金钟勳(笔者的芝加哥大学高管 MBA 同学)强调,计划得以成功落实,全凭领导层——包括综合营销渠道全球主管 Chris de Bruin 以及渣打银行韩国分行 CEO J.B. Park ——的100%支持和坚持。

他们不但对金融创新拥有远见,说服风险管理部与监管机构的反对声音,而且,由于评核领导工作表现的关键绩效指标与计划挂钩,因此,他们对计划的过程和成果直接负责,并且赋予专职团队一切所需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足以推动分公司和总部员工一致地制定和执行计划。

老牌英国银行破旧立新,对中国式金融创新可有借鉴之处?

如今,打正金融改革旗帜,监管机关引入新兴金融,刺激传统金融奋发图强,务求发挥 “鲶鱼效应”。无论是传统银行,还是政府机关,从旧制走入新制,乱象和死硬派一定存在,故此,高层领导的明确支持和实际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刚出台的《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确立清晰发展方向和建立规范化制度上定下基调,做法合理可取。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市场的监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色——大方向思维和理念基础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最终成败往往纠结于监管领导层与监察人员之间协调不足,不同监管机关和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又或者由于眼阔手低而导致人力物力资源失衡等。

如果只顾加入 “鲶鱼”,引入竞争,系统建设和法制规矩却跟不上现实潮流,大众对金融市场的认知依然流于表面,管控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并没有相应地加强,那么,弊大于利的状态将陆续浮现。

当市场处于高峰期时,潜在问题容易被忽视;可是,当危机发生时,各式各样的弊病表露无遗,走势逆转的情况瞬间加剧。例如,美国信用危机爆发,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高杠杆、高风险投资产品的价值瞬间蒸发。当时在香港,高杠杆金融产品经过零售银行渠道销售于缺乏风险意识的普罗大众,明显地,香港证监会和香港金融管理局两位监管一哥之间的 “分工合作” 呈现严重漏洞,监察人员本身又缺乏有关产品的实战经验和市场知识,因此起不了把关的作用,同时,大众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认知和投资教育根基薄弱,最后,金融市场混乱转化成为一场社会风波。

因此,无论市况处于高峰或是低迷,中国式创新的执行机器——包括法规制定和更新、监督人力物力资源配置、专职人员的责任机制、监管机关内部上下协调、和监管机关之间的互动和合作等元素——必须以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 的精神运行,才有生机和成果。

传统金融的诚信资本:创新年代的有力武器

传统金融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配合自身的运营模式时,着眼点应放在体现一加一等于三(或者更大的倍数)的正和游戏上。互联网+金融不是附加物,更不是零和游戏,不代表新兴金融替代传统金融的减数公式。关键是挖掘和发挥行业和企业本身的基本元素。换句话说,不忘本。

金融业的本质是什么?原始核心价值是信誉和信用。试想,环顾古今中外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他们的广告视频和宣传术语不是常常标榜 “诚信” 两个字吗? “诚信” 正是客户所关注的首选重点。金融界的诚信基础源自于监管法规、硬件设备、人力资源、风险监控、征信系统和庞大数据库以及独立第三方检察等的融合型生态系统。这根基是传统金融的独特价值所在,在 “互联网+” 出现前和出现后不会改变,也不可改变。人际信任是点滴凝聚,却可摧毁一时。同样,银行挤提、交易对手违约、欺骗跑路,哪怕只是一次性事件,信任一旦破灭,重建信心和信誉需时且费力。

新兴金融(暂时)难成气候,与本身的信用基础薄弱不无关系。行业规范化后,缺乏实力和信誉的新兴运营者将被淘汰,从而助长新兴金融中的实力派。不过,具备潜力、却碍于平台资源、资金或信誉有限的中小型公司为了生存,需要传统金融这种大靠山。通过拼购和直接投资,传统企业可将之纳入麾下,作为自我创新的一条路径。

另外,借鉴国外传统金融——如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新加坡的新加坡发展银行——的做法,传统金融在公司架构以外创建和运营针对互联网金融初创公司的加速器平台(Accelerator Program)。这不仅是一种响应政府鼓励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 的实际行动,更是传统企业突破避险心态的关口——逻辑是:一方面,传统运营者有机会广泛地寻找和融合有利于企业本身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避免因现有架构内各种限制而被迫放弃创新概念。

总的来说,于传统金融而言,依靠着诚信资本这项优势,行业整固可算是一个商机。

金融服务业的未来

作为总结,笔者引用一份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出版、名为《金融服务业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环观全球金融业发展,金融创新是一个持续性的改造过程。

目前,拥有最强创新动力的企业是建基于庞大数据基础、却无需大量资金投放的平台化商业模式,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是银行业,但是最受颠覆性影响的将是保险业。

面对竞争,一方面,传统金融需要利用本身优势,与金融创新者合作,互补长短,达致双赢,扩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他们需要自强,与新兴金融和其他传统竞争对手正面交锋,保护固有领土。最后,客户的行为和需求、运营者的商业模式以及行业的架构和价值链,全然革新。

在这世界大潮的背景下,在中国金融业革新的过程中,自我颠覆,还是被外力颠覆,不仅是传统金融的自身挑战,更是整个行业能否跨越改革,达致共存共荣格局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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