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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30 年了,那些人的摇滚和青春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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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中国摇滚 30 年的别传,如果非得纪念点儿什么的话。

没人料到,在过去了 20 年后,张楚又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专辑《微小相见》 。因为偶尔刊发的专栏和小说,不少人以为,他已经转行成了一位颇见笔力的作家。在 20 多年前,张楚最为人熟知的歌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的同名专辑由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推出,在当时,张楚和窦唯、何勇一同签约在这家唱片公司旗下,并称为“魔岩三杰”。至今,这首歌仍是张楚在各个流媒体平台上点播量最高的一首。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张楚的新专辑选择在今年推出——人们始终记得那时候的摇滚乐,并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个值得纪念的“黄金时代”。这些观念让 2016  年看起来有些特殊:要是从 1986 年崔健第一次唱《一无所有》算起,今年可以算是中国摇滚的 30 周年。


纪念活动早已纷呈展开,它试图涵括所有说得上名字的摇滚“圈内人”。汪峰在这段时间接到了太多的采访邀请,但他的宣传负责人董鹏抱怨说,这些问题都是通稿式的。乐评人张晓舟的情况也差不多,已经有 2 本杂志在跟他约类似的采访了。“这个状况很令人厌倦。”张晓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同样的状况在中国摇滚 25 周年时发生过一次,“他们还会认为‘魔岩三杰’代表了中国摇滚乐的高峰。这些人只把摇滚乐当作是他的青春期事件。”


去年摄影师高原和 Lens 杂志合作出版的摄影集《把青春唱完》里,重现了这些青春期事件——在这本照片集子里出镜的都是 90 年代北京摇滚圈的人。



可除去被认为黄金的 90 年代之外,摇滚难道不是天然地就和青春相关吗?从来都是如此:不遵从规律、不过审慎的生活、热情、正义、乌托邦,这些和年轻有关的名词往往同样被认为是摇滚乐的标签符号。另一些人把摇滚比作“孙悟空”——勇敢,又不特别主流,摇滚乐手还时常像个典型的小年轻,精瘦精瘦的。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采访了十多位在 30 年里可能不那么出名的摇滚音乐人 / 和摇滚有关的人,他们说了说各自和摇滚、青春的事儿。


盛志民也出现在了《把青春唱完》里,不过,他最能说上来的名头可能是——和唐朝乐队的张炬是一个体校跳高队的,跟高晓松是邻居、发小。1993 年的时候,他在外交人员大酒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张罗了 DJ 有待、超载乐队、新呼吸乐队、指南针乐队等一大批人。2009 年,他把和当年有关的回忆都放在纪录片《再见 乌托邦》里。130 小时的素材里有张楚、何勇、“做梦”乐队吉他手吴珂父母,还有一言不发的窦唯。



最近谈起摇滚,盛志民是这么说的:


当时在北京做乐队的有很多,不只“魔岩三杰”,还有比如侯牧人(他是最近一部关于摇滚的纪录片《老摇滚》的主角,侯牧人的女儿侯祖辛导演了这部短片),他住在中央歌舞团,那里成了一个据点了,在那里睡两天,再到局总文工团睡两天。我记得侯牧人那时老出唱片,收入挺高。

20 多岁,玩摇滚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1986 年我们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有向往,也喜欢老崔(崔健)什么的,不过我那时候还没有百分百进入这个独特的生活。但 1989 年发生的事对我影响挺大,之后,我需要找一个出口,排泄一些情绪,就更直接地进入了这一种(摇滚的)生活。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酒吧,平时都是全北京地吃喝玩乐。有些老外的家里会去,圆明园、画家村、偶尔会去 party,友谊宾馆、马克西姆,偶尔大学有演出也会去,平时就是喝酒呗。

1993 年底,我在外交人员大酒店办了场演出,一年多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圈子。我觉得最好玩的那个时代结束了。


差不多是在“最好玩时代”结束前的 1994 年,北京东面的三里屯一带酒吧开始扎堆。褚奕颋那时候也在北京的摇滚圈子里活动,不过现在,他是一家创业投资机构华创资本的合伙人。


最近一年多,我开始重新研究耳机,走在路上就听自己喜欢的东西,跟个年轻人一样。自从我转行经商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耳机了,早先我是给唱片和演出做录音,工作时一直带着耳机。

1993 年,我进入广播学院录音系,那是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啊,北京还没太多商品房的概念,生活安稳创作也自由。我们那时候还年轻,但也亲历了黑豹乐队、张楚、何勇这些人。

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很来劲,抽烟喝酒也是蹭着的,那时候上学穷嘛,每个月补助只有 25 块,所以能白吃一顿饭就很开心。他们还有些挺贵的乐器,你给人家干点活儿,就能摸到那些乐器,挺值得啊。北京那会儿开始有打卡带了,一开始你不会听,英文的也听不懂。当时只有两个官方指导《音像世界》和《音乐天堂》,但跟这帮玩摇滚乐的混,他们会告诉你:“唉这个好”、“这首歌有意思”。

跟他们熟了之后,什么都聊,反而是挺少聊创作的,其实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儿灵感,更多是聊聊姑娘、谁买的新乐器、新开的酒吧。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三里屯酒吧混(北京东边这一带的酒吧街在 1994 年左右形成),那时候很穷,玩乐队的人也不富。喝到要 high 的时候,会担心不够打车回去的钱。现在去酒吧再不担心了,但没意思的地方是,年轻时挺容易就跟自己喜欢的姑娘在酒吧聊天什么的,现在很害羞,觉得很丢脸。

1990 年代的摇滚回忆还是有一些被媒体渲染的成分在的。因为那时候可被运作和鼓吹的事情少,这个东西又挺打动人的,就使劲写、使劲播、使劲聊。之后,港台唱片工业的制作人进来了,然后就有了一堆“销量”、“出场费”、“宣发”、“企划”我们从没听到过的词蹦出来。如果要比较这种变化,老崔最早的照片都是纪录片式的,照片上的衣服都是穿了很多年的,但明星不一样。

不过,那时搞摇滚的基本都有纹身,穿破洞的牛仔裤,头发也要长。之前还在年轻人中间带起来了一阵皮衣热。要不是现在身材走形了,我现在还穿。


林赤的父亲是个 80 年代的大学生,在有一份“传统”的工作之前,是个做民谣的,不过,他挺喜欢摇滚。林赤因此觉得,“摇滚”是个复杂的概念。


在张晓舟的印象里,197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光荣与梦想1932 -1972》是“摇滚”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中出现,它甚至被翻译成了“摇滚舞”。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崔健,魔岩唱片的创立人张培仁在北京听完崔健的歌,建议他不叫“摇滚乐”,叫“刀子歌”——这些中国歌曲尖锐得像把刀子,和国外的摇滚乐完全不同。


1992 年,崔健在北展剧场开演唱会时的台下观众


林赤 1992 年出生在成都,她的摄影工作室 DreamPlus 和影像团队 Hidden Park 在今年 5 月采访了 40 支在成都的乐队、并为他们拍摄了一组硬照之后,确认了“摇滚”的含义有多复杂:


“摇滚”是所有乐队提及最多的词汇,和摇滚一同出现的高频词汇还包括:和平、形式和宽容。

以前的人觉得摇滚一定要很狂热一定要 pogo,一定要跳水,都在那里甩头,那才叫摇滚,北京的老炮儿精神,大家会觉得,唉,这是摇滚。但这次他们跟我说,民谣也是摇滚,摇滚并不是一种音乐风格。

在 80 年代,传统意义上的摇滚对我爸爸他们影响很大,就像黑豹乐队。我爸是 80 年代的大学生,考上大学,去了一个崭新的城市。他在我印象中是个特别的人,大家都是短发,我爸是长发。很小的时候,我是听英文歌长大的,听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摇滚、流行朋克,然后一个包容性的时代来临了,你有机会去 livehouse,有机会去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只是换了一群年轻人。

老一辈的人一直会说,黑豹乐队那时候做音乐最好的年代,但这句话我一直很不认同,因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才是对的。


在林赤采访的这些乐队中,最久的一支已经在成都组建了 18 年,这个岁数和武汉乐队“生命之饼”相当。朱宁现在是武汉一家叫 Vox 的 Livehouse 的老板。他是武汉乐队“生命之饼”的前成员,成立“生命之饼”发生在他从北京的迷笛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终于知道摇滚是怎么回事了:


应该是摇滚乐拯救了我,整个人生都转了一个方向。在迷笛音乐学校之前,我是没有摇滚这个概念的,听到崔健、黑豹,只是会觉得头皮莫名其妙地发麻,很难忘记,挺不一样。

去迷笛是我人生中特别大的一个选择,我在《音像杂志》上看到这个招生广告。那时候(1994 年)我还在四川攀枝花老家,顶替我爸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挺不容易的。90 年代,攀枝花有舞厅了,我会去里头打鼓,停不下来打鼓。打鼓让我赚够了 780 块的迷笛学费,相当于 2 个月工资,我现在还保留着学生证和收据。

我算是不辞而别,父母挺失望的,他们不理解打鼓能干嘛。

迷笛音乐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没有学生宿舍,在西郊一个村子里我们同学们几个合租一间房。天还没亮就能听到村子里练习的声音,大家一个比一个刻苦。我还上过一次私教课,老师是轮回乐队的鼓手,原先在磁带上才能看到的人突然就变成了老师,我特别兴奋。

从迷笛毕业之后,我再没有心思回去上班了,也没办法在那个小城市待下去,就和迷笛的同学吴维去了武汉,组了支朋克乐队,叫“生命之饼”。那时候是 1996 年。


摇滚乐在 1996 年被一些人认为经历了一个转折点。除了“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之外,“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小珂自杀了。另一些人认为,转折点发生在 1995 年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去世。反正,热烈的青春期似乎过去了,它似乎是和死亡相关的,而不仅仅是“摇滚圈里有个名人去世了”那么简单。


1994 年,刚刚结束的红磡演唱会。摄影:高原


香港杂志《號外》在 1994 年做的一期中国摇滚歌手特辑


另一件差不多发生在同时、被反复提起的事是任贤齐唱了一首叫《心太软》的小情歌,飞快地流行起来。随后,朴树也在 1999 年发布了新专辑《我去 2000 年》。



这同时又是件极为自然的事儿,年轻人开始想听点儿新东西。张楚也很少关注亚洲音乐,在 1997 年发布《造飞机的工厂》后,他鲜有露面,但多少对 1999 年摇滚圈发生的事情有所感知:


朴树的那张唱片,我就是觉得有一个比我们更新生的一代吧,他们的世界观比我们的更明朗一些吧,还也有一点个人的小忧愁吧。

相对他们来说,我们更热情。也许这个热情有冷的东西,有坚硬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有自虐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这代人,也许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好像对社会有一种自我的热情。


至于愤怒呢?


有个阶段,我也觉得选择愤怒和不选择愤怒是一个天壤之别,就是非黑即白的天壤之别,我觉得不选择愤怒,你这个人就是一个逃避社会责任的一个人。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些事情会变得更清晰吧。


让 1999 年的转折看起来更清晰的另一件小事是,董亚千在成为“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主唱、吉他手之前,患上了抑郁症——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禀赋超群,足以成为摇滚明星。他在 1996 年和小学同学姬赓、张培栋组建乐队 Nico,乐队名字取自美国一支民谣摇滚乐队“盲瓜”主唱沙侬·胡恩小女儿的名字,却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董亚千出生在华北平原,是个石家庄人。这里的摇滚迷们喜欢把“石家庄”三个字分拆开来,分别对应英文单词 Rock Home Town,意为“摇滚之乡”,是句黑话。


晓朱也在石家庄,他 20 多岁从陆军研究重型武器的大学退学,之后一度成为董亚千他们的“准经纪人”。同样在 1999 年,晓朱参与创办了一本杂志《我爱摇滚乐》。



杂志几乎影响到了所有我们找到的年轻采访对象:


办杂志的初衷当然是为了爽,你可以把《爱摇》理解为出版界的法外之徒。法外之徒、自由、翻墙、肖申克越狱,你能体会吧?理论上,《我爱摇滚乐》是非法出版物嘛。

但这么多年下来,仅为了获得半合法的出版资格,仅购买版号一项就花了估计有 60 万。手里有 60 万,能干不少事情呢吧?一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仅不免费还巨贵。至于值得不值得,得每个人自己衡量。

编辑部的情况简单说就是,永远是最差的电脑和最了不起的人。稍微带点临场感就是:过时电脑嗡嗡的噪音、各个工位上冉冉升腾而起的二手烟、墙上《搏击俱乐部》的海报和一帮穿行其间形容枯槁的撰稿僵尸。

除了澳门,我们收到过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最有意思的是,在那些正式渠道所不及的地方,读者都会热情地询问“要不我帮你们在这里卖吧?”

我们是真的想过做出改变。改变中国从改变人开始,改变人则从传媒和教育下手。当时我就是从传媒有意识地下手的。除了年轻人,我们还影响了很多中老年。


所以“我”爱的摇滚是什么?


这个答案始终如一——扩展知觉。摇滚乐就是能帮助你扩展知觉的音乐。摇滚生活就是你扩展知觉的过程。


读者扩展知觉的方式各异。《我爱摇滚乐》的纸质杂志在 2013 年 10 月休刊,段郎初中就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他向总编申请授权,恢复这本退休杂志的新媒体运作,之后,他差不多找到了所谓“摇滚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的答案:


我并不太认同那些所谓“摇滚精神”“这个人好朋克”这类的说法。实际上在爱摇工作这些年,要说有什么的话,晓朱、于总曾经为了业主邻里的利益和黑势力一样的物业对抗(结果打不过人家)。老孙一直在大量购买正版唱片,支持现场,所以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吃泡面。史立一直苦练小号,终于他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摇滚精神如果有的话,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正义感、为了热爱的东西不顾一切地追逐、说真话、童心、执着、自信、 乐观。这些也不一定是摇滚精神,而是一个正常社会里,年轻人该有的状态,可惜我身边大部分青年不一定有。


可惜的事情同样包括,大部分的年轻人在变成一个可靠的成年人时,看起来都告别了摇滚。姜轩和摇滚乐有关的记忆差不多留在一部叫《阳光下的灵魂》的短片里,这部制作于 10 多年前的短片按照他自己现在的说法,“挺空洞的”。2000 年,姜轩在上海组过一支乐队。现在,他是一家短视频公司“罐头场”的创始人,旗下有一档美食视频节目“日食记”。生活几乎和摇滚无关:


回过头看,我还是觉得那就是年轻人该做的事。我高一听到涅槃乐队的时候,就感觉它跟小虎队、四大天王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天生的东西,吸引了有这一方面性格倾向的人去关注这些音乐:为自己活,坚定自己的主张,错了也没关系。

玩摇滚组乐队一开始可能是很常见的那种想要被女孩子关注,时间久了也有了一种社交的感觉,那时候组乐队的人还是跟正常人挺不一样的。表面的是头发、纹身这种,内里是对未来的看法。我们这群人大多不上班,也不会去想要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些事,想的都是我要做音乐,怎么办才能想办法把音乐当做糊口的事。跟一群跟你差不多大的人在一起,就会有特别多的认同。

不过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做这个事情是真的没办法糊口的。当时已经连续不工作 2 年了,感觉不能长期这样,对身边人还是有影响的,就产生了一个类似责任感的东西。


自然地,在正式进入视频行业之后,姜轩的乐队“就没有了”。


成都“雷神乐队”的二胡手兰岸现在也改行成了一名建筑师,他的话听起来有些丧气:“我原来认识的好多乐手过得都挺惨的。收入低,糊口都难。说是追求艺术,好多其实是在逃避,也有挺牛逼的,都多,可能过得惨的还多点儿。”


把音乐当作糊口的事,翟晓菲觉得汪峰和李志是榜样。他们通过高产的唱片、专业的法务和演唱会的创新实验,似乎想给未来的独立音乐人提供一个可复制的职业经验。但这些经验在现阶段无法复制到翟晓菲这儿来。翟晓菲在 2007 年冲着摇滚的土壤从天津来到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所有跟中国摇滚乐有关的电影都设定在北京


2013 年 9 月,翟晓菲在传媒大学组了一支乐队,取名“人间指南”:


我对摇滚乐队的理解是:不会害怕去表达不唯美的暴力的那些东西。可我妈经常问我:你是不是抽大麻。我在北京看的第一场演出,我记得,是 2007 年 12 月,当时的演出海报现在还贴在天津家的墙上。谢天笑、马条、左右、液氧罐头、天津的 641,废墟、trouble maker 都来了……一张票大概 30 块,预售更便宜,从下午 3 点多演到半夜 1 点多,大家也赚不了什么钱,就像个乌托邦。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最喜欢的摇滚乐当成职业。现在毕竟毕业了,不再是孩子了。念书时,我觉得再不做就来不及了。2007、2008 年 Mao 有一场传媒大学乐队的演出:刺猬的鼓手、后海大鲨鱼的鼓手、G11、发光曲线的贝斯都是。我也在传媒大学,那里的音乐氛围实在太好了。但工作两年多之后,发现工作足够毁灭一些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克服对安全感的依赖。如果我真的要做音乐了,有太多的成本,风险。对我来说工作是糊口的,可以让我买音乐设备什么的,虽然上班之后就再也没有演出了。


DFM 大肥猫 2006 年加入 2005 年成立的金属乐队“活性炭”,成为乐队的第二任主唱。在乐队 2012 年暂停排练演出前,只录制并发布了一首单曲,但他似乎觉得没那么严重。


除了不搞乐队,没有那么沉迷在搜索收藏专辑上,我对摇滚的感情没怎么变低。反正我没有其他的什么目的,只是欣赏。学业和工作方面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我知道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放下手里的家伙,有的还购置了更好的设备。

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墓穴蠕虫乐队 (Graveworm) 的这帮家伙,在他们国内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在做的,主唱好像是做医院护理人员的……想象不出一个这么大块头,还很多纹身的家伙,做护理员的场景。以后摇滚也好,音乐人也好,可能都是职乐人这个概念,有本职工作,另外也在搞乐队做音乐。


不妨来看看那些不再继续搞乐队做音乐的人,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如今的本职工作也是和摇滚相关的:


“现在不管去做什么事,我还是会有很多热血的因素存在。一些方面我会感情用事,我觉得这跟摇滚是有非常大关系的。我很高兴现在的性格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姜轩说。


褚奕颋成了个风险投资人,他觉得“我每天都在干一件很摇滚的事儿,因为市场上很热的事情我未必认同,市场上不热的事情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年轻的时候也会吼,然后愤怒,但我觉得那个不重要,真不重要。”


《我爱摇滚乐》的主编晓朱在邮件中回复说:“我当前的摇滚之处,可见‘朱迪在家上学’项目的网站。这是我目前的全职公益工作,要是为这个事情配一个背景音乐的话,应该是 Pink Floyd 的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这首歌里唱道:“我们不需要灌输式教育,我们不需要思想被控制,教室里充满了黑色幽默,老师请让孩子们自己待着。嗨!老师!” 



(记者杨京楷、韩方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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