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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专栏•第71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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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1963年西姆斯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以后,去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了一年的研究生,然后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一1970年,西姆斯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1970年,他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并在1974年任教授直至1990年。1990年以后,西姆斯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由于其杰出的研究成就,西姆斯担任了众多的学术兼职,并拥有很多荣誉头衔。他1988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文/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贺瑞珍


今天我将谈一谈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我选择这一话题是因为这应该也是当下中国人思考的核心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讨论这一问题是有益的。在富裕国家中,现代法定货币(fiat money)和财政政策体制是金融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部门则引导储蓄得到高效的利用。这些国家有复杂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中又有很多不受集中控制的机构。可以说,在现代富裕国家,金融部门的重要作用就是将储蓄导向经济中的各种复杂活动。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高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美国、英国、欧洲和以色列及很多其他富裕国家的金融体系都经历了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了拥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美国曾经数次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其间,有好几个准中央银行机构都消亡了。尽管美国现在有了联邦储备体系这一看似稳定的中央银行,但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具有优越性的原因、它带来的好处,以及它的工作原理,仍然没有得到理解和认可,甚至在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占主导的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了解一点美国新闻,你就会知道在美国政治谱系中,有一部分人严厉批评美联储,并扬言要实质性地改变这一制度架构。因此,这一制度架构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不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富有争议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央银行呢?毕竟,美国在19世纪的好几十年中并没有中央银行。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时承诺摧毁当时的中央银行,他确实这样做了,这并没有终结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努力重新引入中央银行并最终取得成功。为什么各国最终都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呢?

中央银行有两大主要任务:稳定价格和充当最后贷款人。这些是对社会有益的目标,但是自由市场自身并不关心这些目标。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央银行需要巨大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会招致滥用。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讨论中央银行需要哪些权力。

那么,为什么稳定价格很重要呢?为什么这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目标呢?我们确实没有能够准确解释为什么价格稳定是很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有很多关于经济周期和产业组织的正式模型。我们没能对保持价格稳定的重要性给出量化概念的正式模型,尽管保持价格稳定很重要这一理念已被广泛接受。我们可以从定性的角度解释它为什么很重要。在任何价格稳定的地方,人们都是用当地货币计价来签署合同,并据此安排金融交易。他们借钱时会指定当地货币,贷方也会在合同中指定借方在某一时间归还某一数额,同样以当地货币计价。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人能够确定借款归还时的单位货币价值是多少,那么指定在某一日期借出某一数额的款项,并在某一日期归还某一数额款项的合同就会变得不那么有用。同样,劳动合同有时是明确的跨时间合同,尤其是工会合同,有时是隐含的跨时间合同。工人知道,他们工作之后,工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幅度变化,这其中隐含的概念是稳定的名义工资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真实回报。拉美国家有几十年通货膨胀率高企且变幻莫测,一些欧洲国家在“一战”和“二战”之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者不会再用名义条款签订合同,你不会看到贷款合同,很多事务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或者合同开始包含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

19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5%—10%,此时工会合同开始包含工资视价格上涨幅度而定的条款。但是,这是有成本的,同样我们不知道成本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价格稳定时,人们重新签订标准的贷款合同;当价格不稳定时,人们很少这样做。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通货膨胀率很高且变动不居时,工会和雇主就合同中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讨价还价,但是一旦价格稳定,合同中的这些条款就会消失。这告诉我们合同中包含这一条款一定有成本,如果没有成本,为什么不是所有合同始终都包含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呢?所以,我们可以直观地知道,修改以当地货币单位签署的合同来反映当地货币真实价值变化的风险,是有成本的,尽管不知道成本的确切数额。这就是为什么价格稳定是公共产品。

最后贷款人制度又如何呢?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最后贷款人功能并不那么重要。当资金主要依靠人际关系网络流通时,借方和贷方都非常了解彼此。他们在同一个家庭,住在同一个城镇,他们有很多途径来直接了解彼此的可靠程度,因为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或者有政府资助的大型基础设施,不需要距离型(arm’s length)的金融合同。在资金主要以这种方式流动的体系中,流动性危机很难出现。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信用风险评估和资金投入完全相脱离,人们创建标准化的、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下面我举例说明,为什么我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在美国普林斯顿,当我走进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我需要现金、支票或者信用卡。我去过一个三明治店,那里不能使用信用卡,需要签银行支票。事实上,多年前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生活时,住处附近有一家小型副食店,你可以进去买面包、咖啡等,店主认识你,知道你住在哪里,他只需要记下你拿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每周或每月跟他结一次账。这就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信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互相认识,需要保护自己的信誉,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在我买东西时当即收钱。但是在我现在所处的现代化大型超市,不能像这样赊账。如果我去一个有恒定人流的机场饭店,人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就不可能赊账。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发展,从杂货店的记账单交易发展到现金或信用卡交易,商人不再需要对我有很深的了解,这种模式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专门评估信用风险、将非流动性资产(如银行贷款)转化为流动性资产(如支票账户或借记卡账户)的金融中介机构应运而生。银行贷款的价值取决于借款人是谁。我们很难确定贷款价值,除非银行清楚地知道借款人履行还款承诺的风险。但是,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非常类似,它们更多地取决于银行的整体信誉。所以当我走进一家三明治店时,我不会再打欠条,店主也不会接受,我会向他出示我签的银行支票,这也是一张纸,但是相较于我打的欠条,他更愿意接受这张支票。原因是银行会以某种方式将我的存款转移过去,或者我将现金存入银行,设立一个活期存款账户而不是靠通常的信誉,这样银行就将我的欠条转化为更容易评估出信用风险的金融产品。金融中介机构将非流动性资产、特定资产转化为同质的、便于交易的流动资产,这使储蓄能够在国内不同行业的陌生人之间自由流通。但是,这样做会制造出挤兑的可能性。

当一种资产被广泛认为是标准化且低风险的,那么购买者就会在缺乏必要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抢购它,但只要人们对这一情形稍有疑虑,流动性危机就会爆发。当人们开始认为某些银行可能破产时,就会出现挤兑。如果你有银行存款,当你知道某些银行可能破产时,你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将存款取出来或者转存到你认为没有破产风险的机构。当然,如果很多人同时决定将他们的钱从银行系统中取出来,这就会变成一个自我验证的预言。人们预期银行可能不稳定,最后真的导致银行不稳定,因为所有人同时开始取钱。尽管经济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银行破产的正式模型,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仅仅会发生在银行,2008年就是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发生了挤兑。它们被称为证券化债务,这些以抵押贷款池为基础的证券被不断交易,好像它们是同质且无风险的。金融中介机构计算出一种方法,能够将那些需要用专业技术进行单独估值的抵押贷款池转化为人们会将其等同于国库券的聚合工具,国库券是同质性很高、风险很低的证券。但是,当很多人都持有这种热销的证券时,万一他们需要偿还某种债务,或者人们开始怀疑这些证券是否如他们当初认为的那样风险很低时,每个人都试图卖掉这些证券,就如2008年美国的情形。很多曾经看重其热销(或者说流动性强)的公司也想要立刻卖掉这些证券,并将其转化为国库券或者联邦储蓄系统存款,结果导致证券价值下降。

由于流动性紧缩和方便用于金融交易的资产供给迅速萎缩,经济至少会短期地、部分地倒退到人际关系型金融模式。经济中不记名的、同质的流动性就会大量流失。

自从第一批同质化证券交易以来,这类事件在金融市场上就经常发生,交易中的证券开始退回到最初的品种。英格兰银行可能最先发行了能够大范围交易的股票,它最初是一家旨在收购英格兰国王发行的债券,并以此为支撑向公众发行股票的机构。有了这一金融市场和股票的革新之后不久,英国的很多贸易公司开始销售股票。领头的便是南海贸易公司,它很早便在金融市场上制造出一个经典的泡沫和崩溃。此类危机中的最近一次是大萧条,在大萧条之前,西方国家还有一些常规性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共同特点是资产价格迅速上升,流动性很快蒸发。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即使总体上看资产是安全的,也不再具有流动性,因为人们认为其中有些资产最终会变得不安全。资产无法被快速出售,因为任何买主都需要花时间研究它。

以前看重资产流动性的人们开始抛售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资产,并将这些资产转换为更安全的其他流动性资产,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此时,如果有一家机构进入市场并买走这些被低估的资产,尽管其中有一些资产是有风险的,但如果大部分没有风险,是安全可靠的,那么在低价时买入并持有这些资产直到可以出清,就有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这样做也可以防止价格下跌,从而防止金融系统崩溃。

然而,只有大型私人机构才能做到给正在遭受挤兑的资产进行价格托底。如果只是在高价时少量买进,那是无法为该资产进行价格托底的。进行价格托底的机构必须宣布,它将在当前价格下,全部买进其他人卖出的证券。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收购极限,而且这个极限并没有大到难以测试,那么进入市场进行价格托底的努力就会失败。如果该机构价格托底的努力失败,就会停止购买价格继续下跌的证券,而对托底机构来说,尽管是一家大型机构,也会成为此次挤兑的受害者。托底机构购买了价格下跌的资产后,如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托底,就会冲击它本身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让私人机构介入救助是有风险的,可能介入的私人机构在评估风险时,仅仅着眼于私人利益。它购进这些证券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是以切断流动性危机有利于整体经济为出发点。历史上也有私人部门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例子,但是他们倾向于多家大型机构联合组织行动。美国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危机,JP摩根组织纽约多家大型银行介入并结束了流动性危机。但是应该看到,第一,联合这些银行是要耗费成本的;第二,如果担心金融体系内的竞争,那么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会鼓励最大的银行和每家银行联合制定价格。如果它们打算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介入,的确需要这样做,但是,在其他时候,大型机构联合其他银行制定价格是反竞争的,会造成福利损失。

所以,理想的最后贷款人是有法定债务支持的中央银行,我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也是理想状态的。下文我会讲到中央银行可能变得不理想。中央银行不可能遭受挤兑,因为它只承诺用货币(currency)支付存款类负债,它还可以印刷货币。如果中央银行的存款人前来要求兑付,中央银行不承诺支付,除非是可以印刷的纸币。所以中央银行不同于任何私人银行,后者不可能拒绝偿付其负债。如果人们想要将存在中央银行的带息存款转为现金,而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刷纸币来满足这一需求,那么货币的价值就会下降,这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虽然中央银行确实有支付存款利息、向提取现金的存款人支付现金的合同承诺,但是,中央银行并没有保持币值稳定的合同承诺。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保持币值不会降至零的能力,有赖于它能否获得有税收权的机构(如美国的财政部或国会)的支持。美国、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当前的中央银行没有直接征税的权力。它们不能从收入或销售额中提取税收,但它们有另一个收入来源——铸币税,也就是印刷钞票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对公众持有货币征税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税收的基础是货币,如果货币的价值降为零,或者接近于零,铸币税就几乎无效了。唯一能够保证货币最小价值的方式是有一个机构在背后支持,如财政部或国会,它们愿意用自身的税收权力来防止货币价值降至某一底线以下。如果存在这样的支持者,中央银行的存款和货币就是理想的流动资产。它们是完全同质的,除非政府错误地给债务附加不同的条件,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出现过,但是,在美国,无论什么时候发行国库券,都是根据给定条件发行的,你不必知道序列号后才知道是否可以购买。购买者无须研究国库券,因此,它们总是流动的,而且它们有政府的税收做担保,真实价值不会降为零。

在中央银行出现之前的金本位制下,平均通货膨胀率比在法币体系下要低。那些想要废除中央银行、恢复金本位制的人通常会以此为理由。但是,金本位制下价格和利率的短期波动幅度要比法币体系下大,而且这些波动与实体经济的衰退相一致。上文曾提到,在美国,关于中央银行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不得不定期借款为农作物融资的西部农民将东部的银行家视为对手。西部农民认为他们的贷款利率太高了,他们支持较低的利率。他们知道低利率会带来通货膨胀,他们喜欢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会减少他们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实际价值。他们认为创建由东部银行家运营的中央银行对他们不利,这会为东部银行家创造机会限制竞争进而收取更高利率。

另一方面,农民们很清楚,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循环中,周期性危机可能恰好发生在他们需要借款或还款的时候。因此,他们也知道,建立一个能够稳定价格的机构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能够熨平价格和利率波动的中央银行将以稳定的速率为不断增长的经济供应货币。如果经济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要保持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就需要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增长的货币存量可以用来购买商品,不需要征税。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控制实际资源的这种能力就是铸币税。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税收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铸币税较少。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铸币税会增大。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它们通过直接征税增加收入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更倾向于将铸币税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当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时,铸币税会成为一大重要收入来源。这对于掌控铸币税这一收入来源的人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是有成本的,因为高通货膨胀率会使以名义价格计价的合同更不确定,并带来更大的成本。

中央银行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受权判断是否发生了危机,需要购进哪一类资产以支持该类资产。此类决策不能交给活跃的立法机构或中央委员会,因为在危机时期,行动迅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受权充当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有权自行决定应该购进哪种可能遭受挤兑的资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权力有被滥用的倾向,因为有权在危机中采取行动的中央银行可能宣布:陷入财务困境行将破产的公司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将出面救市。如果没有其他人购买问题公司的股票或向该公司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就会介入。这一权力可以向经济中的公司和个人,或者他们倚仗的政治派别,转移利益。实际上,铸币税和介入市场支持某些资产这两种权力可能被滥用,也确实被反复滥用。我们通常过多地关注美国、英国等大国、富国,直到前几年我在研究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时,才认识到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出现赤字,也就是市场净值为负,是常见现象,尤其是在穷国,这种情况更普遍。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政治体系会出面救助那些人们认为在政治上不希望倒闭且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或大公司。如果中央银行正确地介入流动性危机,它通常是可以获利的。当很多人出于流动性考虑抛售某些资产导致其价格人为下跌时,中央银行买进这些资产,就有可能在将来获利。出于政治压力向资不抵债的公司提供贷款的中央银行最后会发现它持有的是无法转卖或只能以很低价格转卖的不良资产,然而,中央银行的干预一再采取后一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在美国和英国已经长期不再使用,却在世界其他国家经常出现。换言之,宣称给这些私人发行的资产提供支持对金融稳定很重要的权力极易被滥用。

因此如何设置一种制度,在赋予中央银行这些权力的同时,能够限制政治人物滥用这些本应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力,防止他们损害公共利益获取私人利益。一大原则是广受关注的财政政策应该与货币政策分开。对财政资源、政府收入、税收优惠的争夺一直存在,也绝不会结束。人们谈论税收体制改革、讨论财政体制改革,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关于公共资金的优化使用和适度政府规模等问题通常很难有统一意见。

在美国,新闻自由使我们能够深入观察并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运作的。你会发现,国会对一个议题的投票与对另一个议题的投票之间有稳定的联系。你会看到,在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其中一方的搅局导致妥协难以达成。如果货币政策及其财政影响成为这种持续博弈和斗争的一部分,过度通货膨胀或滥用权力救助私人机构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目前在美国、英国、欧洲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其货币政策机构——中央银行被明确赋予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职责。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还会承担保持就业稳定的职责。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什么,而在于这些职责是明确的,不涉及在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挑挑拣拣。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金融稳定、物价稳定,或许还有就业稳定。这就意味着中央银行的正式职责中不包括挑选特殊公司和行业,并为这些公司和行业提供信贷,也不包括达到财政部设定的铸币税目标。中央银行应该是透明的,它应该说明它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它的授权之间的关系。新闻界和学术界都应该对这些行为展开严谨可靠的公开讨论和批评,这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可见到。货币政策的透明、政策制定机构会议记录的公开、明确的经济预测的公开,以及预期货币政策会如何助益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在设定了明确的通胀目标的国家都会被记录和公开,在美国也是如此,尽管美国表面上并不明确地要求通胀目标制。

中央银行产生的铸币税不应成为其特定政策目标的一部分。当中央银行调节利率、改变货币供应量时,铸币税会波动,所以铸币税会时高时低。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部分就是财政部和国会不能举办听证会质问为什么今年的铸币税下降了。中央银行不应该认为它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会因为铸币税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受到质询。同时,中央银行不应该参与信贷分配。中央银行应该尽可能多地持有广泛交易的标准化资产,这样它在交易时就不会被视为对特定地区或个人带来收益或成本。目前普通的货币政策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购进身处困境的特定行业或公司的资产,之后它会受到批评:你们能证明合法吗?你们能够证明这些交易真的是依据最后贷款人职能吗?适当的最后贷款人干预通常不会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中央银行所购资产的价值只是暂时处于低位。所以,要建立具有这些特征的制度困难吗?简洁的答案是“对”,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创建独立的中央银行需要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克制,否则他们可能滥用铸币税或最后贷款人干预的权力,或者至少尝试获得这些权力的手段。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必须意识到,不要为了个人利用这些权力杆杆,并建立制度将这些问题的决策与财政政策常见的扰动隔离开,这对他们所有人都有利。

有人会说,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和政治家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克制来创建这种制度,可能就不需要这些正式的权力约束了,因为有这样尽职尽责的政治家就不需要这些制度了。对于这个论点,我想说的是,在利益集团相互展开负责任的互动,并达成交易之前,中央银行是不可能成立的。另一方面,要求利益集团承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设立正式界限最初可能很困难,但是制度一旦建立起来,随后再延续这些承诺就不那么困难了。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些对中央银行的批评,呼吁改变中央银行制度,但是,这样做并不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一定会比维持现行制度困难得多,况且,美联储基本上成功地履行了它的职责。

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请注意,我在这里讨论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与诸位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看到的有所不同。我的论点基于如下理念: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为了控制各政治派系在争夺财政资源时引发的利益冲突。我的论点并不是用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来论证中央银行制度安排的正规论点,也不是经济学中常用的最优代理人模型。相反,它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论点:要创建一个拥有必需的权力来稳定价格并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干预市场,同时又不会滥用这些权力的机构,独立的中央银行是可选的一种制度安排。

目前,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一些误解。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一些拉美国家,曾爆发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以低利率为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融资。这关系到财政当局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有人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视为中央银行与财政当局之间不再有机构上的联系,并禁止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被认为基本上是病态的,需要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全分离。这实际上使财政政策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之间的对话更加困难。这一观点似乎隐含在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当中。货币政策通常会带来财政后果。它不仅会产生不同水平的铸币税,而且利率化会通过未偿付的名义债务改变真实的财政负担。看一下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率(债务占GDP之比)大不相同。结果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对平均利率的任何调整都必然在高负债国家和低负债国家之间转移资源。

铸币税问题也令人担忧。独立性应该是政府的一种承诺:只要货币政策决策符合中央银行的授权,就不能让货币政策的财政效应影响货币政策决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不是一种单向的禁令。特别是如果货币政策成功地将利率保持在低位,铸币税可能很低,甚至为负,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资源顺理成章地从财政部流向中央银行,而不是通常以铸币税收入的方式从中央银行流向财政部。负的净铸币税确实出现过,特别是在那些中央银行的资产中有一大部分是以外币标价的国家,在中央银行持有外币标价的资产且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余额很可能为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央银行稳定价格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除非所有人都相信财政部会在中央银行难以为继时出面支持它。最后贷款人职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欧洲中央银行承诺它准备购买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成功地避免了这些债券的挤兑风波。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制造了一种风险,即欧洲个别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有违约风险。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等以本币发行债券而没有真正违约风险的国家,欧洲国家确实有违约风险,通过干预防止挤兑,欧洲购进很多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后可能会更多。这可能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问题。尚不清楚欧洲现行的制度结构是否能产生必要的财政后盾(fiscal backing)。

我和马尔科•德尔-内格罗(Marco Del Negro)曾区分中央银行的财政支持(fiscal support)和财政后盾。所谓财政支持是指:人们相信,如果铸币税收入下降至一定程度需要财政部注资时,财政部会这样做。所谓财政后盾是指:如果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就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增加财政盈余;如果名义利率有稳定在零值的危险,就需要运用财政政策无限扩大名义债务。

这些都是隐含的承诺,如果人们确信这些隐含承诺,上述相机抉择的措施实际上可能不会实行或很少实行。欧洲中央银行成立时,并没有考虑货币政策的财政后果,因此其货币政策必然会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各国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需要财政后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欧洲央行并没有获得可能需要的财政支持。其结果是,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欧洲央行迫使金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不知道欧洲央行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财政支持和财政后盾,这会造成不幸的后果。

最后我说一下中国。我并不是研究中国金融体系及其改革的专家。据我所知,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化非常快,很多我了解的政策可能明天就会被废止。而且,中国的金融体系似乎过于碎片化,远非通常意义上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所能概括。对货币政策的传统描述依据的是如下理念: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地区和部门的单一“政策利率”。这可能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因如此,将控制通货膨胀和最后贷款人职能与信贷配置分离开来就变得很困难。

将这两者相分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尝试着这样做。中国的金融体系正迅速变得越来越复杂。私人部门正在从事金融中介的创新,随着金融体系的继续发展,流动性危机可能爆发,政府需要对此加以规范和控制;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创建一个能够稳定价格、稳定金融体系而又不会滥用权力的中央银行。(完)

(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文章来源:《比较》(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李杰钊

【诺奖专栏】往期回顾:

第56期:迈伦·斯科尔斯:金融体系的六个功能

第57期:罗伯特·希勒:我给金融毕业生的演讲

第58期:罗伯特·希勒:为自身投保的经济体

第59期:托马斯·萨金特: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

第60期:Robert J. Shiller:关于“泡沫”的争论与世界经济中的泡沫

第61期:马斯金: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第62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和来自经济学的结构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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