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沃微圈 > 阅读 > 杂谈 >

高尔泰:我的三位岳母

来源:转载


左为作者高尔泰




“我的三位岳母”之一:王淑真。


我的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

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

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

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

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

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

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

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的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的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

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

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国语,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详,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

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

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藉。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

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

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

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

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

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

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

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

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

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岳母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辟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

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

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

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



“我的三位岳母”之二:陈艾木。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陈艾木。

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姓是第一大宗。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

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泡药。曲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

一九五零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昼,集慈母严父于一身。

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

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了引度。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骛,致力于自度度人。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乡里的一致敬重,不到三十岁资格就超过了老前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友的聚会场所。

自古以来,每一个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借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自称受命于天,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

岳母在一九五零年被捕。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孩子很坚强,经过这残酷的磨练,更坚强了。

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

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专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

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 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

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

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

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做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母亲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

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温馨的感觉。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

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

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晚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

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

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

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

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砣,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的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

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不相信我会混账到这种程度。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

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



“我的三位岳母”之三:纪宇。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的回忆录,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

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咔咔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担忧,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

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

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樊桂英当了“右派”。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她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是平常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

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棼(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

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

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开斗争会,场面很血腥。连扎两根小辫子、穿一件花衣服,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很远。不少同学情绪低落,她也是。在党的教育下,学会了“自我批评”,取下了“有色眼镜”,才又振作起来。

一九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与昔日的男友分手,她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结婚。丈夫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他们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生活简单,精神充实。

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困惑。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二十多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这是后话。

丈夫原则性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从五七年起,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我相信你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没头的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十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一个同事结婚,一起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丈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更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在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道路艰难,满目荒凉,每次远行归来,都感到身心俱疲。但她下次还去。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

“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在农大畜牧系当总支书记的她的姐姐被打得很惨,向她求助。她帮助姐姐逃到一位朋友的山西老家,太行深山里的一个小村躲藏。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姐姐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人家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里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滔天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头弯腰,任人推来搡去,像换了一个人。

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拨乱反正”以后,我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的先生是我的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得了。但帮助他人的快乐,治不好亲人背叛的创痛,更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双重真空。我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昼,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于她是一种快乐。我们每次回去看她,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被迫与家庭隔绝,最惦念的还是小雨。后来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刹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亟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可信上却只字未提。

我自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山响,煤烟、沥青、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强烈浓厚。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闻得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

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着新婚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岳母刚刚完成的书稿,说可以帮助出版。不久又单独前来,要岳母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资料。取走补充稿后,从此音信全无。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得到噩耗赶到北京时,岳母已借助安眠药摆脱了黑洞的压力。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嘱我们为她要回书稿。我去找我的朋友。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他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可能是有代沟吧,很难说话。那些天,我天天在大北窑和金台西路之间,顽固地来回奔走,终于要回书稿,但已残缺不全。

好在这些得失,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如此美丽,又如此刚毅。

一种不向庸俗和空虚低头的刚毅。




分享给朋友: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随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