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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特赦权:革命家犯法不与庶民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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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福东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有了特赦之权。这一年,在辛亥革命中为光复杭州立下“首功”的王金发,不再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去上海做了寓公。

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王金发所效忠的领袖黄兴与陈其美,一直没有停止与袁世凯的斗法。但在1912年,蹊跷的是,袁世凯却不顾舆论反对,特赦了因犯罪而入监的王金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9月22日,王金发受邀来到北京,在金台旅馆和女革命家私会时,与《神州日报》经理汪瘦岑(汪彭年)发生争吵,进而行凶,“殴伤汪之腿臂,几致汪于死。”

王金发和汪彭年均是民初闻人。王金发是光复会要员,汪彭年则是《神州日报》(于右任1907年创办)创刊元老,一度主持日报工作。该案迅速发酵,引发国人瞩目。

媒体最初的报道称,王金发之所以下此狠手,是因为“有人从中唆使,盖恨神州报屡发正论以裁判彼等之横恣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颇有报复舆论监督的意味。但后来更准确的信息则显示,殴打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和新闻自由无关。

《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报》、《民生报》《太平洋报》及《民报》等,联合发表了致袁世凯大总统、参议院及司法部的公开信,称“京师为法权表率,乃敢妄逞暴行,侵犯人权,蹂躏国宪,蔑视司法,若不按法予惩,必致法权屈而贼民兴,全国望治之心因而瓦解,为此公恳立予伸雪,以尊国纪,不胜待命之至。”

在汪彭年的坚持下,地方检察厅发起诉讼。但最终,这起影响恶劣的案件却获得了袁世凯的特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金发案一开始,就彰显了警方的无能。在殴打完汪彭年后,王金发并未立即被警方限制自由,他还有机会去天津,并于一周后返京,住在六国饭店。9月29日中午,北京地方检察厅在函告各国驻华使节并获允许后,才将其自饭店拘走,由预审厅先行预审。

该案的更多细节,也在这个时候曝光。按《申报》的说法,9月21日,国民党在六国饭店宴请共和党理事张謇,同盟会员姚勇忱和王金发陪席。姚勇忱是同盟会上海机关部干事,此次随黄兴来京,而王金发则是陪陈其美。宴席过后,王金发未脱陪客衣冠,即穿大礼服、头戴高帽去了金台旅馆。

金台旅馆住有王金发的朋友,据称有百余人。其中包括上海女进行社的张福贞、北伐女队的林中雪等人,这两个女子与王金发熟稔,“王金发恒与之作闹”。恰好汪彭年也因事携伴进京,就住在张福贞房间的楼下。当晚正赶上政府撤回省制省官制案,他心有感触,到了半夜仍在挑灯运思命笔。王金发已连续多晚来此,在张福贞房间内制造出很大动静,汪彭年一直隐忍,此次因写作文思受阻,故大声说:旅馆是公共地,须稍顾公德,夜深扰人清梦,于理未合!

这家旅馆的隔音的确很差,上下楼可以在房间中口舌沟通。汪彭年话音刚落,就听楼上爆粗口说:哪个王八蛋!汪彭年大怒,开门出屋,楼上也步履嘈杂,伴随着“王八蛋”之类的叫骂。很快王金发就“直下扶梯”,逼近汪彭年房门,飞起一脚,踢中汪彭年左膝。王金发的皮靴非常坚硬,这有力的一脚将汪彭年的呢裤和衬裤都踢破了,汪彭年头面倒地,脚上拖鞋也随之脱落。王金发又上前对着他的脸部“拳掌无数”,导致汪“皮破血出”。汪彭年的眷属从房间内床上爬起,想出来救护他,汪彭年怕家人受伤,回身叫其不要出来,自己的肩背部又被王金发打了数拳。前来拉架的店伙计和房客沈小沂也遭殴打。

在众人拉架期间,汪彭年得以趁隙躲进房门,王金发又用脚用力踹其房门,致其摇摇欲坠。而巡警此时也闻讯赶来。据称王金发在打人的过程中,除了“王八蛋”等粗口外,还夹杂着“大总统请我来”、“黄克强邀我来”等语。大总统是袁世凯,黄克强是革命大佬黄兴,这两个人的名字颇能唬人,以至于闻讯赶来的巡警竟一时不敢对王金发有所动作。汪彭年在房间内用电话将同乡叶范予叫来,叶范予随身跟有非常强健的仆从,要反击王金发。王金发才有所忌惮,躲到楼上张福贞的房间。

张福贞这个时候,才走下楼来,进入汪彭年房间。她自称认识汪,“稍慰藉之”。汪彭年见有人助势,时局逆转,才出房门理论。但巡警仍不敢对王金发采取措施,又把巡官叫来,巡官同样忌惮。汪彭年大怒,说:既然法律不管,那么王金发逞凶之事,只有以武力来解决了。“王金发惧,寂然不敢作声。”

巡警无奈,要王、汪双方到区警厅解决。王金发大声说:“我贵为都督,经大总统相请而来,岂与小民同打官司?”巡官于是劝汪彭年先去,稍晚他陪王都督再来。汪彭年抱着伤腿在区警察厅等了很久,有一个姓仇的人自称是王都督的代表,要协商私了。汪彭年大惊:他是刑事现行犯,也可有代表私了?巡官支吾半天,劝汪彭

年先回去。汪不同意,巡官于是

又劝王金发。王金发高帽礼服

走了一半,又返回旅馆。汪彭年返回后,发现王金发还在旅馆,大惧,再度报警。巡警于是派两人守护汪彭年,以免他再挨打。

第二天,汪彭年催区官处理,区官不敢应,说要把案子移交总局。汪彭年不同意,案件遂送到检察厅,由检察厅查办。就这样拖延下来,到一周后,王金发才落网。

王金发辩称,是汪彭年先动手打人,但证人的证词、汪彭年的伤势和那扇被踢坏的房门,都不利于他的辩解。王金发又说,汪彭年的《神州日报》想要敲诈他,他才打人,但却又提不出敲诈的具体事例。检察厅最终将其起诉。


据报道,在检察厅介入此案后,有个叫郑谦的南京人,前来见汪彭年。他代表黄兴、陈其美表达了对此案的不安:“不知老兄驾临,以为寻常百姓,故予以惩处。今愿和息。”

汪彭年回答说,这是刑事案件,既然已经公诉,我作为原告也无权将其销案。双方不欢而散。

而后又一张姓南京人来访,自称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现在汉口做律师。这位张律师也劝双方和解。汪彭年说,刑事案子怎能和解。张律师说:可以半作民事。汪彭年请其解释。张律师说,你的裤子被殴破损,就符合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条款啊。汪彭年一笑置之。

接下来又有一个叫黄秀伯(字中慧)的南京人,与汪彭年见面。他说:袁世凯大总统在今日,也不得不拍黄克强(黄兴)的马屁,你一个酸书生以法律自负?我请问大总统对黄克强、陈其美敢执法吗?不如由我出面调解,你“尚可得一面子”。黄秀伯说,明天我在六国饭店请你吃饭。次日,汪彭年以伤发不能行,谢绝了。他在寓所养伤,一面等待审判结果。

这些和事佬的言行都被媒体曝光。《申报》自始至终站在汪彭年这一边,有一篇评论称:王金发殴伤汪彭年,是非曲折昭昭在人耳目。王口出大言,自称都督,直是败类行为,何足与较?比较离奇的是,郑谦(代表黄兴、陈其美)拜谒汪彭年时说的话。这算什么话呢?民国共和,岂有所谓“寻常百姓”、“特别百姓”之分?假使“寻常百姓”就都可以殴辱之,现在还算是共和时代吗?

另一篇评论则表示,该案是非曲折自有公评,最令人不解的是黄秀伯对汪彭年说的话,他说袁世凯大总统也不得不拍黄兴的马屁云云,黄秀伯乃是黄永思的儿子,黄永思在前清时就“大酸天下”,他的儿子现在又用这种口气说了这番话,让人听了想要呕吐,真实可痛、可叹、可恨又可杀!

黄思永是清光绪六年状元,经商有成,与张謇并称“商部实业两状元”,被认为是中国兴办债券股票第一人。他的儿子黄秀伯早年赴美深造,在实业上亦颇有成绩。一般人并不知道,黄秀伯还因王金发案,惹了一身的骚。

相关的评论终究要落在对法制的期待上。《申报》还有一文称,国人都注意到了王金发殴伤汪彭年案,岂真有好恶厚薄之心存其中吗?国家的法律,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难道王金发的横暴不足责,汪彭年的收入不见恤吗?国家的法律不可不尊重,何况违法之事发生在首善之地,若不按法惩治,法权如何伸张?听说王金发已俯首法庭,即将公开判决,如果判决果能公允,则民国法律可以见重于世界了。

似乎可以认为,《申报》更多代表的是公共舆论声音。在案件尚未宣判之前,王金发就得以交三百元保证金“暂释候讯”了。对王金发案的报道,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解读。一些亲国民党的媒体称其为“犯政治罪”,《申报》则认为这种说法是“张大其词”。

《申报》为此案刊发评论称,想不到我国首善之地会出此事件,如法律不足以保护人民之身体财产,天下将骚然不复有安枕之日。汪彭年既已起诉,则审判之权在法庭,不知司法者是按法以惩处之,还是因王金发鼎鼎有名声势极大而慑其余威,委屈将事呢?

这篇评论提到事后将被袁世凯验证的一种可能性:政界当权者认为王金发有功于革命而出面袒护。作者认为这极考验司法之能否独立。

据称,预审时,王金发供称他和汪彭年发生“扭打”,而非他单方面打人。但现场拉架反被殴的沈小沂等作证其行凶经过,对其相当不利。有消息称,王金发“正托大有力者运动,冀达无罪目的。”


因案情简单,司法的判决倒是极为神速。10月初法庭即宣判,判处王金发五等有期徒刑,监禁8个月。汪彭年认为判决太轻,向高等审判厅提起上诉。

而在这期间,黄兴以王金发在绍兴都督任内尚有未了事件需要料理为由,援引刑律,以每日一元的赎款共花费240元另加讼费10元,换得其释放。《申报》为此发表评论称,王金发入监,本来“可为一般自称都督、胡乱殴人者戒。克强(黄兴)何必而必为之保释?呜呼,予欲无言。”

另有评论者说,王金发最终得到“当代伟人”的具保,而得开洋释出,开此赎罪之端,以为后人口实,“吾不觉为民国法律前途一叹。”他挖苦说,王金发犯殴人罪,缴洋赎罪以一元一日推算,若有杀人者则以百元一日计算,想亦可以赎罪。钱能通神,法亦无效,吾人处世不患不守法律,特患无钱。

高等审判厅的审判结果也很快出炉,仍维持八个月的原判,但不准赎刑——亦即不可交钱保释。有一个叫瞻圆的作者评论说,王金发案播传遐迩,通国皆知,鄙见认为赎刑未始不可,只是前定240元数目太小,“若王金发者,曾据高位,搜刮民膏,私囊充斥”,所以应该罚以重款,用于各省水灾的赈济,“破贪囊以救民命,亦中国今日权益之善法也。”

这篇文章指控王金发在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期间是个大贪官。这构成了传统革命历史外的另一种视角。

王金发彼时口碑不佳,在殴打汪彭年涉案之际,还有一桩与他有关的旧案尚未了结。

此案发生在1912年8月1日,鲁迅参与筹办并出任名誉总编辑的绍兴《越铎日报》,被王金发卫兵捣毁,至王金发因殴人入监时已两个多月,尚未有处理结果。《申报》在连续多篇的报道中称,《越铎日报》自出版(1912年1月3日)以来,以“能言”著称,王金发军政分府在绍兴的“种种失当”和“一切不法”,该报均一一揭露,不留余地,因此被他们所衔恨。8月1日下午1时许,突然来了口操绍兴嵊县口音的卫兵三十余人,“持利器逢人即殴,逢物即毁”,将报社的物品劫抢一空。报社中人,有的从屋顶逃到邻家,也有的从后门落水游到对岸。未来得及逃脱者,以孙德君和葛星驰受伤最重。前者腹部被刀所伤,后经神州医院谢佩铭医生医治,虽不至有性命危险,但不到半年断无法治愈。后者在被卫兵抓获后,用最粗的绳索系其喉部,并用椅腿用力殴打至体无完肤,满地鲜血。现场惨不忍睹。

卫兵散后,王金发军政分府俞芝祥知事和何悲夫管带才赶往现场,简单查看了一下即离去。巡警局亦派警站岗,驱逐闲人。不料卫兵此时再度折返现场,巡警见了这些军人,都四散逃去。卫兵们将《越铎日报》此前所未摧毁的部分进一步捣毁,并用刀砍报社员工车湘舟的后背,另一个叫倪雪恨的人头部中三刀,血流如注。卫兵们呼笛一声,再度散去。

事后,《越铎日报》同仁想通电省内媒体和官厅,报告事件始末。不料电局已被卫队所守,以手枪威胁不许通电。因此之故,到8月2号省城尚未得到关于此事的确切消息,守在电局的卫队并不松懈,且侦探四出,更为严密。“尤奇者,王(金发)分府俞知事自亲行后,并不加以保护,唯付之一笑而已。”

8月2日,绍兴印刷厂因“心怀疑惧,恐受池鱼之殃”,“相约停工,不肯排印”,导致绍兴各报被迫停版。绍兴公报的传单称,一俟与该局交涉妥洽,再行出版。

绍兴其他报纸,大概没用多久就复刊了。《越铎日报》则艰难得多,一直到8月21日,才声明:“鉴敝报被毁后,案悬未结,时事迫不容缓”,恢复出版。

案件的处理则遥遥无期了。报馆共有十七人重伤,两个月后还有人卧床不起。那个叫葛星驰的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他刚结婚,父母听闻哀耗,倍切痛心。因家境困难,葛星驰的父亲多次向该报经理赵汉卿要求抚恤,赵汉卿一面垫款安葬抚恤——耗费万余元均由他极力支持,一面向浙江都督朱介人请求严缉凶犯。驻京的浙江省参议员们已打算提出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特令浙江都督严肃处理。

但再此之后,再未见《申报》有后续报道,想必是不了了之了。

《越铎日报》案,展现了与传统史书不一样的王金发及其军政分府形象。虽和汪彭年被殴案无直接关联,但王金发的一贯作为,应可成为法庭考虑是否保释他的事实因素。

但二审不准保释的王金发,到了11月却再现转机。司法总长许世英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特赦王金发。许世英说,殴伤汪彭年之案“情罪本无可原,惟王逸(王金发,原名逸)有功民国,应否量予宽典,出自特权?”袁世凯在23日下发临时大总统命令,“特赦王逸,免其执行”。


许世英所提及的《临时约法》的第四十条规定是:“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总统可以针对具体的个案对罪犯进行特赦,但罪犯众多,什么人特赦,什么人不特赦,却注定有很多讲究。为什么特赦王金发?只因“有功民国”,就可以逍遥法外?在这个具体案例中,特赦似沦为纯粹的政治操弄,成为“特权”者的护身符。

从王金发犯案过程看,的确颇为恶劣。其在殴打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与袁世凯和黄兴的特殊关系,黄兴和袁世凯也不以此做避让,反为其赎释为其特赦。很难说袁世凯与革命起家的王金发有良好关系,但他却愿意利用手中的特赦权力为政治做个人情。联系到部分媒体早些时候将王金发案说成“政治案”,袁世凯的特赦未尝没有缓解与革命党紧张关系的企图。很显然,舆论的观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权者的现实政治利益与交易,虽曰民国,仍属专制,这是王金发特赦个案在民初得以变异扭曲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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