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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历史预言何以会像巫术一样? | 专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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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精彩内容:


  • 一些规律的“自动实现”,表面看是规律的必然,事实却是预言的作用——在此,预言并非纯粹知识表述,而是一套话语行动,正如巫术,它介入人类实践,改写了历史进程。

  • 一切预言都是面向未来的,因此,一切预言都具有“社会规划”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前者提供希望、引发行动,后者则遮蔽苦难、证明合法。因此,一切预言背后都暗藏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诡计”,还同时预先宣告了其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太平洋战争,一个谶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蓝图”就已经摆在一些战略家的案头。似乎一战的惨烈并未给灾难深重的人类以足够的警醒,战争英雄们还沉浸在尚未完全释放的亢奋之中,遍布欧洲大陆的战场上的荒草尚未长高,战争预言就已经尘嚣日上了——“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不仅纳入一些大国的国策之中,甚至已经进入职业军人的参谋作业了。


时间要从1926年算起,那时离一战结束还不到十年。



珍珠港被日军空袭的场景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会上,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曼努伊尔斯基作了《关于太平洋矛盾与中国的报告》。这份报告之重要,从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得到证实。在报告中,他提出一个预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通过对美、日“帝国主义”之间利益格局的分析、对中国政治状况的评价,他认为,日本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控制中国,以确保其战略后方,如果在此期间国民党能够迅速统一中国,则日本会选择“亲善”政策,如果国民党无法在短期内完成统一,则必首先侵略并占领中国。


曼努伊尔斯基的证据是一份日本参谋本部的秘密报告,这份由美国《纽约人日报》披露的报告以日美战争为假想,提出“对华亲善”的外交政策。报告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日美战争中,中国不仅是日本的战略后方,而且其战略物资的供给、工业产品的销售、金融资本的稳定都需要中国合作。因此,中日联盟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关键因素。


在稍后的1931年,日本国际战略家池崎忠孝出版《太平洋战略论》一书,公开提出“太平洋战争”构想。他认为,在战争即将到来之前,日本“必须支配太平洋之一半”。日本军部则进一步细化这一构想,提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方案,关东军参谋部由此对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作出具体估计,提出只有侵占东北,才能进一步向关外扩张,并逐一与苏、美一决雌雄。


1933年6月,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太平洋战争列入日本国家战略。他们认为,1935、1936年将发生“世界危机”,太平洋战争将在此期间爆发。因此,日本要迅速建成“高度国防国家”。会后,拟定了《帝国国策》,提交五相讨论。


《帝国国策》的战略目标不是美国,更不是中国,而是苏俄。



日俄在亚洲的势力争锋远非一日,图为日本画家小林清亲的版画,内容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因为日俄战争俄军败北的噩梦而惊醒。


中国呢?


1933年,军事家蒋百里到日本做私人考察,会见士官学校的老同学真崎、荒木等人,日本参谋总长皇族闲院宫也曾于私邸宴请蒋百里,表示中日问题不能一拖再拖。这次考察,使蒋百里相信,中日之战已经不可避免,回国后,他警醒国人要尽快做好战争准备。他认为,中日之战不仅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是一场十年八年的长期战争。


1934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的演讲中,提出“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的预言;1934年3月18日又一次提出世界大战将在1936年前后爆发。他说:“美、英、日三国海军条约在这一年满期,日本退出国联后,一切权利义务也在这一年终了,特别是南太平洋委任统治地应当交还国联,美国的海军建设,英国的新加坡筑港,也在这一年完成,这些问题都足以引起世界大战。”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


美国总统哈定也是忧心忡忡,“全世界的视线都转向了太平洋。在筋疲力竭的欧洲,未必会迅速酿成冲突,可是太平洋却带来了各种危险,而这些危险和我们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环太平洋周边的这些大国,似乎在欧洲战争的创痛还没有平复的状态下,就已经准备着下一轮战争——太平洋战争——那些自诩为理性的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作为“预言”的历史学


站在后见之明的史学视角,对于当时这些战争预言,应该会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那些聪明的人类竟然如同着魔一般听从他们的指挥棒,自相残杀至血流漂杵——难道那些国际战略家们真的能预知人类命运?他们究竟是先知还是巫师?这些预言所依据的理论是什么?


话题得回到历史学来。正是历史学在当时起着某种预言、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巫术的功能。


其实,日本战略家们背后的理论倒相对简单,自东西接触以来,黄白对立的种族主义始终是他们的立论基础。这种种族主义背后自然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化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素在;但一战之后,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意识形态冲突与地缘政治影响介入其中,故对于日本而言,无论是为维护黄种的安全与生存,还是为维护日本之利益与发展,还是与国际社会一起围剿赤色帝国,对苏俄一战似乎都是必要的。但在其战略总体构想中,中国的地位并未最终确定——可敌可友——自日俄战争以来中日之间长达30多年的纠纷因此而起;对美的战略也处在摇摆之中——不仅可敌可友,而且可先可后——这正是此后日本军方南进北进决策的纠结处。



对马海战期间,东乡平八郎在三笠号战舰正在进行指挥战斗。


在国际关系考量中,日本表面看是战争的发动者,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这个结论已经出现某种松动——操盘手是老谋深算的苏俄。而其“战争必然论”的立论前提,则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共产国际”是实践这一理论的主要国际组织。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组建的共产国际具有双重任务:其一,是对“帝国主义”实行世界革命,为此,组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党实行国内的阶级战争;其二,是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引发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尤其是通过对其殖民地解放战争的指导,颠覆帝国主义的基础,从而实现列宁的预言——帝国主义是腐朽没落的,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共产国际历次东方会议的决策,说到底就是对于东方各民族解放战争的组织与指导,而中国乃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主战场,其策略则是民族主义。这正是《东方问题之题要》的精神:“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劳动阶级应当知道:只有扩大加深那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运动,方能令自己阶级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是其德国导师理论的延伸,或者说是一个战略陈述。其“科学”的历史学才是上述战争预言的理论基础。


其实,大多历史学家都比较谨慎,愿意更多关注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其宏大叙述也至多膨胀到对于大的政治进程与一般社会变迁的描述,很少人有勇气与胆量构建人类的整体史——并且通过这样的整体史预测人类的未来。因为对于历史是否能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准他们还保持着必要的谨慎。但那个自称为“唯一科学的历史学家”则不一样,卡尔的全部研究就是试图建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预言并由此指示人类的未来方向与路径。他在《资本论》第二版后记中曾引用一个俄国评论家的话——显然他颇认同——“让马克思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找出研究现象的规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现象的变化规律、发展规律,即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从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的规律。”



马克思


“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卡尔表述道。这就是历史规律,而且是铁的规律、客观必然性。人类只能被这些规律牵着鼻子走,任凭规律操纵和摆布,人类的意识与意志对它是无能为力,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相反,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规律,就是决定论,也就是科学的预言。


战争预言只是其中一个分枝而已。

 

历史预言往往是政治预演


历史中也许有某些规律,但并无所谓的历史规律,尤其是那些宣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然而,与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历史学也无法抵抗对规律的探寻、无法拒绝预言的诱惑。不过历史预言之类的说法往往只是一种常规假说,至多是一些“模型”假说。但也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历史学家敢于提出“科学的”历史预言,其结果只能让人失望。理由很简单,如果真有所谓的历史规律,则预言一旦提出,人类自会作为:或抵制、或促进,面对重大事变,没有人会抱“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闲情。由此,一些规律的“自动实现”,表面看是规律的必然,事实却是预言的作用——在此,预言并非纯粹知识表述,而是一套话语行动,正如巫术,它介入人类实践,改写了历史进程。(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



《论治史》,[法] 雷蒙·阿隆 / 冯学俊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3


“太平洋战争”的预言,是以历史规律的话语陈述的,但这仅是表面,背后则是共产国际的话语行动、战略布局,自然还有其母国苏联的利益诉求,按斯大林自己的话说,则是: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每个战胜国都在输出自己的制度。此后共产国际对于东方民族,尤其是对于中国国家的战略指导,正是按照这种战略布局而行动。而那些民族主义者、革命派们,除了事后被打成“托派”的极少数人能清醒意识到这种战略并拒绝之(其代价当然是惨痛的),除了那些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的国民党精英意识到这一问题而断然采取了激烈举措,并极力拖延战争发生、争取对话与合作外,大部分是自觉或遵命遵行着共产国际的战略——战争的发生,事实上只是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罢了,但正统史学却“科学地”称之为客观规律,认为历史的必然。(对此问题的论述,可参见拙著《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


对于这种历史规律,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政论家雷蒙·阿隆说,与其说它是类似科学规律的宏观历史规律,不如说是一种整体上的演变前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草图。但这种“现代社会的草图”反映的并非历史规律,而是对未来的期望,与对未来蓝图的构型,一种权力意志的表达。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学,不如说是以历史学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其背后,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改造人类的权力冲动!


这种预言史学并且还有一种自我遮蔽的功能,或者说一种精神按摩——麻醉——功能,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揭示了这种“历史哲学”的危险:


如果一个旁观者使自己深信,战争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并且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那么,战争就不会再让他心神不宁。伴随着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之间斗争而来的大屠杀,如果他们为通向无阶级社会扫平了道路,那么,这些大屠杀也就不会是徒劳无益的了。历史的偶像崇拜就是出自这种没有言明的对未来的眷恋,这种眷恋将会我那些无法辩护的事物进行辩护。


一切预言都是面向未来的,因此,一切预言都具有“社会规划”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就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讲,它已经包含了社会规划因素,此处将两者划分开了,是为了强调它的精神按摩作用)。前者提供希望、引发行动,后者则遮蔽苦难、证明合法。因此,一切预言背后都暗藏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诡计”(无论是以巫术的古老传统还是以“科学”的现代精神出现),还同时预先宣告了其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接受就必然是双重的:事实的改造与价值的重塑,一旦接受,你就无法选择,且无法逃离。



“碉堡山号航空母舰”被2架神风自杀飞机击中后燃烧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现代预言与传统巫术共通的逻辑;不同的只在于,巫术以命运说话,而预言则以科学启示。


不过这样的预言能够生效,还要具备一个条件——“信则灵”——苦难深重的人类总是需要一些心灵的籍慰,在这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历史预言顺理成章替代了宗教,且备受青睐。其原因在于,我们以为、我们相信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认定历史学的任务本就是“鉴往知来”。正是看中了人类这一心智弱点,一些伪历史才得以泛滥,一些伪历史学家们才能以预言家自居,他们在说出那些大言不惭的预言时,其权力欲望确乎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人类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在历史的废墟上”系列文章

01 邓文初: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危害可能更大

02 邓文初:为什么许多民族会沉迷于捏造历史?

03邓文初:革命话语与政治逻辑

04邓文初:历史真实何以令人反感? 


作者简介



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现代思想史、抗战史等。文备众体,以思想随笔见长。有《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之旗》和《抗战总动员》之“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等专著及《失语的中医》、《湘西古长城考》、《谣言九论》等论文总约二百万字行世。目前正在撰写《儒教政治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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