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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老师:中华民族从不侵略他人,也绝不接受他人的非礼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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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更是核心。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像我这个人脑子里同样也注重中国四周的边疆问题。譬如满州、蒙古、西藏、新疆到西南那一边的边疆;还有海疆,由广西起一直到东北,我们海岸线那么长。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

 

世界上只有读书人喜欢谈战争。我常碰到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好像小孩子玩游戏那么容易,像看柔道比赛一样好玩。殊不知,战争是极不容易之事,是悲惨之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所说的这个军事哲学,充分代表了传统道家的军事思想。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以后,那个地方整个被破坏毁灭了,所有山林草木以及几百年的建设成果,刹那之间消失了。“师”就是兵,只要战场在那里,那个地方就要遭到破坏,“荆棘生焉”,长了很多野草,变得荒凉了。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了解;经历过战乱的人,就会知道战争之后的战场,会成为传染疾病瘟疫的地方,有时并发旱灾、洪水以及发生瘟疫的流行。所以,后来学军事哲学的人,对这个道理都很清楚。世界上真正的名将,能懂得军事的,都不敢轻言战争。这不是因为胆小怕战,而是由于仁慈,不愿也不忍看到战争带来的悲惨后果。任何一个士兵,都是经过母亲十月怀胎,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养育长大成人的,但在战场上只要几秒钟就没有了。而且牺牲在战场上的,不只是少数的一两个人,而是百千万众。所以,懂得军事的人都怕谈战争。


老子也再三告诫后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但是,老子并不是反对战争,在国防上,军事戒备绝对需要,但不可以兵强天下,不可以用武力来侵略别人。老子并不是反对军事,他说到“强”字的意义,那只是加强自己国家的国防建设,如果想要侵略别人,便会失败。


一般人研究《老子》,读了上半部“道经”,当他说“道”的体时,他曾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于是一般很轻易地认定,老子是反战主义者。这一观念似是而非,实际上,老子并不是绝对反战,是在不得已时才战。讲到“用”的时候,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我们中国所有的兵家思想、军事哲学,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这一思想一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绝对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绝对不接受别人的侵略。所以他并不是反战,相反地,认为军备一定要充足,因为有了足够的军事武力,才可以达到维持国际间的道德与和平。


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万一发生战争,必须要用兵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逞强好胜。所以,最高军事哲学的思想,是不得已而为自己防备。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中国做人原则的两句古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个原则。


有人也认为孔、孟是反战的。 其实不然。孔子写《春秋》,自某一角度看也等于写了一部军事哲学。孔、孟的主张,战或不战应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为正义道德,可以战;为侵略他人的“强战”,则不可以。


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

 

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


讲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和现代人的思想与心理问题,无论东方和西方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多或少,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尤其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关系更大,更为密切。在我们现代青少年的心目中,说到西方文化,就好像只有美国似的。但是,我们盲目追随这个历史太过年轻、有冲劲、有干劲而文化太过幼稚的朋友,崇拜它的裸体美,倾心它的纸醉金迷,实在和玩弄火山上美人一样的可怕。


在当前世界史上,美国最叫座、最成功的便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今天美国在国际上丧失声威的致命伤,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也便是害在“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作为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上,无论在欧洲或东方,凡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所到达的地方,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别人的国家瓜分为二。而且美国始终不知如何才是真能安邦定国平天下的上策。

 

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


但很遗憾,大家注意东西方的文明冲突,忘记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八十年前,正当中国明朝永乐到宣德初年,十五世纪前期(一四○五至一四三○年间),明朝的三保太监郑和,已经奉命出使南洋,由江苏、浙江、福建南历南洋群岛,乃至非洲东岸,及印度、波斯等东海岸,前后出使七次,历经三十余国。虽然他是奉有特别任务,只做试探性的航行,但他志在宣扬国威,施加德化,既不想占有别人的土地,更没有贪图他国的财货而做贸易,反而代表明朝,赏赐安抚那些弱小民族的国家,所以直到如今,印尼边境地区,还存有土人们为郑和修造的神庙来纪念他。关于郑和下南洋的事,还有人写作小说,变成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冷静沉思,和哥伦布等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问题并不一样,这就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不贪图不仁不义财富的习性。也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的深根固蒂,并不能认为是不懂商业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点。

 

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

 

中华民族在十八世纪以后,遭遇人类历史风暴的巨变,她凭什么依然能够在这种洪涛骇浪中幸存而屹立不倒?所谓中国的、或是东方的文化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而且更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还正在艰危忧患之中,不要就自以为是,闭户称尊。我经常引用古代禅师们一首白话词说:“昨夜雨滂澎,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出力(管事的请大家出力)。拄的拄,撑的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切实明白,自己还处在这么一种情况中,岂只“居安思危”而已。

 

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民族性。如果能够有助于这个地球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这正是我数十年来所祷祝的心愿。

 

整理自《原本大学微言》《论语别裁》《老子他说》《亦新亦旧的一代》《孟子与离娄》《历史的经验》


——本文中所有内容在南师经典著作《南怀瑾选集》中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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