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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使“记忆”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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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个苦难深重的世纪,太多的东西遭到了毁灭,这也就是为什么‘记忆’这个主题变得如此重要。”德国著名的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创立者扬·阿斯曼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说。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风气方兴未艾。它大约始于十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书立说。在阿斯曼看来,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根源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大变革,其中有三个因素使得记忆这个课题受到空前的重视。

首先,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一场文化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时间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现。其次,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旧欧洲”的记忆——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称其为“轮作”(Nachkultur)。第三个因素可能是最具决定性,它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经亲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门槛,换句话说,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在我看来,尽管有关历史与记忆、回忆与记忆术的讨论有时使用非常抽象和专业的术语,仍然持续受到关注,其关键就在于第三个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艺术与文学、政治与社会、宗教与法律——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

扬•阿斯曼认为,社会构建出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了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不同的社会在实现这一点时相差甚远。今天,书评君节选了扬•阿斯曼的著作《文化记忆》的导论,在《文化记忆》一书,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社会是如何回忆的,在回忆的过程中,它们又是如何进行自我想象的。



扬•阿斯曼(图片由歌德学院提供)


《摩西五经》中出现过四次要求将仪式和律法的意义教授给子孙后代的场景: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申命记》6:20及其次)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甚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出埃及记》12:26-27)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甚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13:14-15)


当那日,你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出埃及记》13:8)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关于人称代词和历史回忆的一小幕戏剧。对话中的儿子时而说“你们”,时而说“我们”(例如“我们神”),父亲回答的时候,也是时而说“我们”,时而说“我”。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仪式事实上是要让孩子们理解先祖们离开埃及的历史,由此也引出了关于这四个孩子如何学习《米德拉什》的片段。这四个问题(包括《出埃及记》13:8中未提出的那个问题)分别指向四个不同的孩子:聪慧的、邪恶的、头脑简单的和尚不知如何发问的。聪慧的孩子的聪慧之处在于,他会区分不同概念(“法度、律例、典章”),并且在“你们”之后补充“我们的神”。父亲在对他讲述这段历史时,使用的人称代词是“我们”,这个“我们”把提问者包括在内。邪恶的孩子的邪恶之处表现在,他使用的是将自己排除在外的人称代词“你们”:


邪恶的孩子如何发问?“你们行那礼有何意义?”不包含他自己,而是“你们”!那么,既然他将自己从整体中分离出去,你就可以将他置于一旁以使他的邪恶不能危害别人,并回答他说,“所以在我出埃及的时候,神才赐予了我这些”:我,而不是他。(《逾越节哈达加》)


我们所研究的三个问题在这一小幕戏剧中得到了展现:关于“我们”、“你们”和“我”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于出埃及的历史的回忆问题——这段历史最初创建并继续构建了“我们”这个整体;在父亲与儿子的回答中所展现的(文化意义的)延续和再生产问题。在逾越节的庆典中,孩子被纳入了一段构建并填充了“我们”这个整体的历史和回忆,从而学会了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和一个过程,它们构成了任何一个文化的基础,但却很少像在这个例子中以如此直观明了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们在此书中研究的是下面三个问题的关联:回忆(或者:对过去的指涉)、认同(或者:政治想象)和文化的延续(或者:传统的形成)。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解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贝格尔/卢克曼)——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这一文化视角在古代文明的文本中以关键词“公正”的形式得到了梳理。凝聚性结构同时也把昨天跟今天连接到了一起:它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近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这一文化视角是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基础。规范性和叙事性的两个方面,即指导性方面和叙事性方面,构成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使得个体有条件说“我们”。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


每个凝聚性解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重复可以避免行动路线的无限延长:通过重复,这些行动路线构成可以被再次辨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在逾越节晚餐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则。在希伯来语中,“Seder”的意思是“次序”,在此处指的是,节日庆祝仪式中所使用的规范(Vorschrift)必须严格遵循规定的次序进行。这里的两个关键词“Vor”-Schrift(规-范)和folgen(遵循)已然揭示了事情的本质:时间。即,一方面,每次节日庆典内部的时间次序得到了确定,另一方面,每次庆典都被与之前的那些庆典联系到了一起。这样,每次庆典都以照着同样的“次序”来不断地重复自己,就像墙纸总是以“不断重复的图案”呈现那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称为“仪式性关联”。然而,一次逾越节晚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遵循完全相同的规范进行,从而重复去年的庆典,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现时化另一个更早的事件:出埃及。“重复”和“现时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指涉方式。“次序”这个概念指涉的只是“重复”这个角度,而“现时化”这个角度在《哈加达》中才得到了体现。《哈加达》是在逾越节晚餐时诵读的小书的名字,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配有插图的关于出埃及这段历史的祈祷词、歌谣、轶事和布道文。这些内容都是对《圣经》经文的阐释,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孩子们明白这些仪式过程的意义。《哈加达》本身也是一种规范,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字”这一方面,即:它是对一个文本的阐释。回忆的现时化这一过程,是在对流传下来的经文加以阐释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


所有的仪式都含有重复和现时化这两个方面。仪式越是严格遵循某个规定的次序进行,在此过程中“重复”的方面就越占上风:仪式给予每次庆典活动的自主性越强,在此过程中“现时化”的方面就越受重视。在这两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结构的活动空间,文字对于文化中凝聚性结构的重要意义也便再次空间中得以展现。伴随着将流传下来的内容进行文字化这一过程,一个这样的过渡就逐渐形成:从“重复”占支配性地位过渡到“现时化”占支配性地位,从“仪式性关联”过渡到“文本性关联”,由此,一种新的凝聚性结构便产生了,这种结构的凝聚性力量不表现在模仿和保持上,而是表现在阐释和回忆上。这样,阐释学便取代了祷告仪式。



作者: (德) 扬·阿斯曼(Jan Assmann)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5


本文内容选取自《文化记忆》的前言与导读,由出版方提供发布,编辑:禽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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